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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潑水很暴力？民進黨才是杯葛始祖】
行政院長蘇貞昌任內國家行政空轉，尸位素餐
缺水缺電缺疫苗、多個會報不開會、3+11和台鐵重大事件至今也都沒給交代！
毫無作為的政府，上台報告還會跟立委反質詢！
拿不出實質的改善、做不到負責，全黨上下齊護航，就別想上台！

既然民進黨覺得國民黨在國會潑水抗爭、表達民意是暴力
我們也幫害怕想起來的民進黨複習貴黨的豐功偉業：
➡️2010年7月8日，立法院召開臨時會審ECFA及配套法案，民進黨立委黃偉哲隨手拔起計時器朝著主席台丟去，砸中國民黨立委吳育昇，導致吳育昇委員額頭逢了8針，另外國民黨立委謝國樑，則是被多名民進黨立委抓傷，咬傷手臂。
➡️2012年因為反對美牛開放，民進黨立院黨團進行5天4夜120小時全體總動員，霸佔主席台，阻擋《食管法》的修法。
➡️2013年因核四爭議與公投問題杯葛議事，並要求讓《核四公民投票特別條例》逕付二讀，6度杯葛江宜樺到立法院報告。
➡️2014年民進黨立委陳其邁擔任內政委員會召委，向國民黨立委張慶忠潑水（民進黨有沒有覺得很暴力？）；2015年陳其邁質詢前陸委會主委王郁琦爆出「我恁爸爸啦！」

真要比，民進黨才是體制外的專家
馬政府時期，民進黨每次杯葛， #國民黨都會讓步以回應民意
現在民進黨完全執政也完全不給監督
政院、總統府、黨部外拒馬擋好擋滿，傾聽不到民意也不怕自己被貼暴力驅逐的標籤
凌晨時分派員大批警力驅趕為土地正義抗議的學生
國會儼然成了行政院的立法局，為了貫徹黨意護航離譜官員至極致

既不民主也不進步的民進黨，台灣民意在民進黨任內永遠傳不到立法院內！
如果民進黨這些脫序行為是合理的，那國民黨基於議事規則的合法杯葛又豈能被認為不合理？
如果國民黨透過體制內的程序或手段來行使職權或是杯葛議事，就被認為是在糟蹋立法院，那過去民進黨的行為又該怎麼評價？

#民進黨立委是黨意代表不是民意代表
#只許自己在野失序不許其他在野黨抗議
#當年失序的委員現在都被包裝成暖男和幸福市長

【#文章推薦】吳國光教授：文化中國的終結——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英時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

不少朋友在圈內分享這篇文章，來自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吳國光在余英時教授追思會的分享。吳教授同樣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這分享對海外華人花果飄零的心情，非常寫實。

//余先生走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感覺一種無底無涯的大悲哀。

為什麼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有一些個人的因素。我也是在普林斯頓讀書。事實上，在博士專案入學的同時，我也接到 了余先生的邀請，加入中國學社，當時我選擇了去讀學位，因此我並不是中國學社的成員 ，參加的主要是學社的聯誼活動。我在政治系讀書，余先生是在歷史系和東亞系，作為學生，學業又非常繁忙，鮮有機會親炙余先生學術上的教導。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之後 ，有機會和余先生做比較多的接觸。以後也一直得到他的關心和幫助。去年余先生還抱病為我一位朋友的書寫序言，對我們在八十年代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和今天去啟動這段回憶的努力，給予很高的評價……。

但這些都不是我大悲哀的主要原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我的感覺是：余先生去世標誌著文化中國的終結。 中國本土這一百年來不斷在經歷文化的禍亂，到今天，我大膽一點講：中國文化在中國本土已經滅亡。毛的革命，借助他對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特別是借助俄國的東西，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從1949年到1976年，特別是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是他禍亂中國文化的高峰。他用假神（就是他自己）來毀滅中國人的人性，他用暴力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

之後就是從鄧小平的1989年一直到現在的再次毀滅。這次和毛用假神來毀滅人性的不同在於，它是調動人的動物性、獸性（其實我用「動物性」「獸性」這個詞時在心裡是不忍的，動物可能都比中國現在的基本人性要高尚些。我就沿用這個習慣說法，大家應該明白其中的意思） 或者叫劣根性，或者借用孔子的說法，就是最原始的食色之性，就是褲腰帶以上的胃和褲腰帶以下的那個玄機啊，用這個東西來腐化中國的人文文化。在經歷了這兩輪大劫之後，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可以稱之為文明和文化的東西呢？文字已經敗壞到什麼地步！文學還有什麼愉悅和提高人的靈魂、訴諸人的精神的產品？還有教育的敗壞，這些都不必去講了。不僅是毛時代的鎮壓，還有鄧時代的腐化，現在是鎮壓加腐化 。這就是文化在中國本土的百年禍亂與滅亡。

余先生在1949年後很快就離開了中國，為什麼他仍然具有對中國文化的這樣的象徵意義呢？

我認為，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不僅存在於政治中心，也不僅存在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和本土的中國。當年陳寅恪先生輓王觀堂（王國維）先生詩裡講：「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堯舜一般被稱為盛世，當然在這裡是諷刺，什麼盛世啊，什麼世道啊！我要講的是第二句：「去作夷齊各自天」。伯夷和叔齊在那個古老的時代，是離開權力中心去保存氣節保存道德保存文化傳統的例子。也就是說「流亡」是中國文化本來就有的保存文化精義的一種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余先生是1949年毛革命流亡的那批中國知識人。

1989年 ，由於我們這一批勉強稱得上知識人的人的流亡，余先生又在照顧、引導、教育我們這一代知識人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兩代流亡者的象徵。余先生在海外保存和弘揚了中國的文化。他弘揚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余先生立言是不用講了，作為一個學術的大家，他的著作擺在那裡。那麼立功呢，我個人的看法，他在海外建造了一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包括他對中國學社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投入，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具體作為 ，他對包括我們這些人的幫助和教誨，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小故事。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並不是說離開了中國，就沒有中國文化了。這就是大家經常引的余先生的那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中國的存在是以文化傳承為特點的，不是以皇權傳承為特點的 。皇帝可以是蒙古 人，可以是滿族人，也可以是史達林的信徒，但是文化中國在，中國就還在；文化是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

這是余先生立功的這一層，就是在海外、在流亡當中為文化中國建造一個精神中心。

立德，我想余先生為1949年迄今中國的讀書人樹立了道德的標杆和典範。我們知道傳統 上 中國的道德行為規範，中國的文化規則是由「士」來傳承的，「士」因此也是中國普通人的道德典範和道德標杆。余先生更是「士」的道德典範。 這個「德」，特別是在中國文化百年來不斷被毀滅，乃至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尤其顯得不尋常。也許本來中國傳統當中每一個值得頌揚的中國讀書人都是余先生這種風格，都是余先生這種高風亮節，但是，中國文化在余先生這一代人已經走入末世，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我認為就已經滅亡了。余先生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樹立了這樣一個道德標杆 ，他是中國知識人的典範。所以，在余先生他走了的時候 ，對中國文化終結了的象徵意義是很強的。

我還想講第三層想法，就是：余先生在流亡過程中，在遠離故土的情況下，還能夠弘揚中國文化，還能夠建造一個中國人的精神中心，還能夠為中國人做出典範，那是因為有西方自由民主的這樣一塊土地。如果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余先生做不到這個。中國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以來，大家也是追求把西方自由民主的因素帶入中國，能夠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好的因素發揮起來，建造一個道統和正統能夠相互積極互動的氛圍，這樣一個新世界。那是我們憧憬的中國，我們憧憬的世界。 但是今天，文化中國滅亡的同時，是物質中國的崛起；道德中國滅亡的同時，是暴力中國的全球肆虐。中國在毀滅文化中得到的東西，就是它的這樣一個巨無霸一樣的物質和暴力的力量，這樣一個力量現在已經不僅用鎮壓和腐化在本土毀滅中國的文化，它也在全世界範圍內迫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斷地退卻，不斷在妥協，不斷被腐化，今天的流亡者再找自由民主的一塊淨土已經很難了。

我常常感歎猶太民族在流亡當中，上千年沒有故土，但他們保存了他們的文化精神，產生了無數非常了不起的知識人，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些在「流亡中」的中國人，能不能也像猶太人一樣做起這樣一件事情來呢？我想余先生本來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但是現在西方也越來越不容許我們有這樣的空間了。這就是我要講的「余先生的離去象徵著文化中國的滅亡」， 我們在海外也沒有辦法再把中國文化繼承和發展下去。

講到這裡，我還是想引之前引過的陳寅恪先生輓王國維先生的兩句詩：「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是啊，我們已經沒有可能再繼承余先生的文化事業了，文化的中國已經滅亡，物質的中國有可能淩駕於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帶給世界帶給全球， 我是沒有王國維先生那種毅力去投湖自盡，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現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沒有其他東西和各位分享。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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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國的終結
——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英時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
吳國光（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

余先生走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感覺一種無底無涯的大悲哀。為什麼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有一些個人的因素。我也是在普林斯頓讀書。事實上，在博士專案入學的同時，我也接到 了余先生的邀請，加入中國學社，當時我選擇了去讀學位，因此我並不是中國學社的成員 ，參加的主要是學社的聯誼活動。我在政治系讀書，余先生是在歷史系和東亞系，作為學生，學業又非常繁忙，鮮有機會親炙余先生學術上的教導。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之後 ，有機會和余先生做比較多的接觸。以後也一直得到他的關心和幫助。去年余先生還抱病為我一位朋友的書寫序言，對我們在八十年代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和今天去啟動這段回憶的努力，給予很高的評價……。但這些都不是我大悲哀的主要原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大悲哀呢？我的感覺是：余先生去世標誌著文化中國的終結。 中國本土這一百年來不斷在經歷文化的禍亂，到今天，我大膽一點講：中國文化在中國本土已經滅亡。毛的革命，借助他對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特別是借助俄國的東西，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從1949年到1976年，特別是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是他禍亂中國文化的高峰。他用假神（就是他自己）來毀滅中國人的人性，他用暴力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之後就是從鄧小平的1989年一直到現在的再次毀滅。這次和毛用假神來毀滅人性的不同在於，它是調動人的動物性、獸性（其實我用「動物性」「獸性」這個詞時在心裡是不忍的，動物可能都比中國現在的基本人性要高尚些。我就沿用這個習慣說法，大家應該明白其中的意思） 或者叫劣根性，或者借用孔子的說法，就是最原始的食色之性，就是褲腰帶以上的胃和褲腰帶以下的那個玄機啊，用這個東西來腐化中國的人文文化。在經歷了這兩輪大劫之後，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可以稱之為文明和文化的東西呢？文字已經敗壞到什麼地步！文學還有什麼愉悅和提高人的靈魂、訴諸人的精神的產品？還有教育的敗壞，這些都不必去講了。不僅是毛時代的鎮壓，還有鄧時代的腐化，現在是鎮壓加腐化 。這就是文化在中國本土的百年禍亂與滅亡。 余先生在1949年後很快就離開了中國，為什麼他仍然具有對中國文化的這樣的象徵意義呢？我認為，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不僅存在於政治中心，也不僅存在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和本土的中國。當年陳寅恪先生輓王觀堂（王國維）先生詩裡講：「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堯舜一般被稱為盛世，當然在這裡是諷刺，什麼盛世啊，什麼世道啊！我要講的是第二句：「去作夷齊各自天」。伯夷和叔齊在那個古老的時代，是離開權力中心去保存氣節保存道德保存文化傳統的例子。也就是說「流亡」是中國文化本來就有的保存文化精義的一種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余先生是1949年毛革命流亡的那批中國知識人。 1989年 ，由於我們這一批勉強稱得上知識人的人的流亡，余先生又在照顧、引導、教育我們這一代知識人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兩代流亡者的象徵。余先生在海外保存和弘揚了中國的文化。他弘揚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余先生立言是不用講了，作為一個學術的大家，他的著作擺在那裡。那麼立功呢，我個人的看法，他在海外建造了一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包括他對中國學社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投入，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具體作為 ，他對包括我們這些人的幫助和教誨，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小故事。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並不是說離開了中國，就沒有中國文化了。這就是大家經常引的余先生的那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中國的存在是以文化傳承為特點的，不是以皇權傳承為特點的 。皇帝可以是蒙古 人，可以是滿族人，也可以是史達林的信徒，但是文化中國在，中國就還在；文化是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這是余先生立功的這一層，就是在海外、在流亡當中為文化中國建造一個精神中心。立德，我想余先生為1949年迄今中國的讀書人樹立了道德的標杆和典範。我們知道傳統 上 中國的道德行為規範，中國的文化規則是由「士」來傳承的，「士」因此也是中國普通人的道德典範和道德標杆。余先生更是「士」的道德典範。 這個「德」，特別是在中國文化百年來不斷被毀滅，乃至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尤其顯得不尋常。也許本來中國傳統當中每一個值得頌揚的中國讀書人都是余先生這種風格，都是余先生這種高風亮節，但是，中國文化在余先生這一代人已經走入末世，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我認為就已經滅亡了。余先生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樹立了這樣一個道德標杆 ，他是中國知識人的典範。所以，在余先生他走了的時候 ，對中國文化終結了的象徵意義是很強的。
我還想講第三層想法，就是：余先生在流亡過程中，在遠離故土的情況下，還能夠弘揚中國文化，還能夠建造一個中國人的精神中心，還能夠為中國人做出典範，那是因為有西方自由民主的這樣一塊土地。如果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余先生做不到這個。中國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以來，大家也是追求把西方自由民主的因素帶入中國，能夠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好的因素發揮起來，建造一個道統和正統能夠相互積極互動的氛圍，這樣一個新世界。那是我們憧憬的中國，我們憧憬的世界。 但是今天，文化中國滅亡的同時，是物質中國的崛起；道德中國滅亡的同時，是暴力中國的全球肆虐。中國在毀滅文化中得到的東西，就是它的這樣一個巨無霸一樣的物質和暴力的力量，這樣一個力量現在已經不僅用鎮壓和腐化在本土毀滅中國的文化，它也在全世界範圍內迫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斷地退卻，不斷在妥協，不斷被腐化，今天的流亡者再找自由民主的一塊淨土已經很難了。我常常感歎猶太民族在流亡當中，上千年沒有故土，但他們保存了他們的文化精神，產生了無數非常了不起的知識人，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些在「流亡中」的中國人，能不能也像猶太人一樣做起這樣一件事情來呢？我想余先生本來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但是現在西方也越來越不容許我們有這樣的空間了。這就是我要講的「余先生的離去象徵著文化中國的滅亡」， 我們在海外也沒有辦法再把中國文化繼承和發展下去。
講到這裡，我還是想引之前引過的陳寅恪先生輓王國維先生的兩句詩：「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是啊，我們已經沒有可能再繼承余先生的文化事業了，文化的中國已經滅亡，物質的中國有可能淩駕於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帶給世界帶給全球， 我是沒有王國維先生那種毅力去投湖自盡，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現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沒有其他東西和各位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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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氏曾任教於美國Bryant University 、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深圳大學、香港樹仁大學、臺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等多間學府，歷任助理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客座教授、高級訪問學者；

2018年獲中國經濟思想史優秀（一等）著作獎，研究題目包括經濟思想、經濟史、政治經濟學，出版著作二十一部，論文三十餘篇。英國權威出版社 Routledge給予 "中國和西方頂尖學者（leading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 的評價。

《趙氏讀書生活》，一個歷史學者的視頻，分享學術、社會、政治經濟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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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者治港法
#丁屋
#土地霸權

趙氏曾任教於美國Bryant University 、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深圳大學、香港樹仁大學等多間學府，歷任助理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客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高級訪問學者；

2018年獲中國經濟思想史優秀（一等）著作獎，研究題目包括經濟思想、經濟史、政治經濟學，出版著作二十一部，論文三十餘篇。英國權威出版社 Routledge給予 "中國和西方頂尖學者（leading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 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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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會
#美國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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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產品除了水果之外
純蜂蜜都係極之出名,基本上只有台灣做到100%純蜜
而且價錢合理,品質高,味道好
有興趣可以買返幾罐返黎試下,味道天然自然純粹味道不花巧
可配牛奶,開水,沖茶,咖啡
更可以用作煮食,你想想純蜜做蜜糖雞翼,會係何等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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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之鄉」創造蜜蜂、蜂農、消費者三方的正向循環…
給蜜蜂一個無毒友善的生態環境，照顧每一位辛苦的蜂農，李仁傑創辦人毅然決然在花蓮，創立推廣台灣天然純蜜的企業品牌「蜂之鄉」，希冀透過精美商品包裝、行銷純正蜂蜜，可以不用透過中盤商就能賣到良好的價格，讓蜂農可以不再被層層剝削，也能維持自己的生計。

「蜂之鄉」不僅擁有專業的養蜂技術，更結合國內學術單位進行生物科技研究，以不斷超越自我為目標。
將改善台灣養蜂環境，提高蜂農實質收益，嚴格控管品質，冀以推廣天然無毒養蜂農業為企業使命。
因此，我們集結台灣在地數百位蜂農的集合體，為了保衛自家生產的優良蜂蜜，挺身而出所組成的蜂農自律聯盟，於2016年創立「恆好純蜜股份有限公司（Honey Bee Tested）」；HBT意指『經過蜜蜂檢驗』，是傳達：『由大自然生物來檢驗的，是最天然的蜂蜜』。
為確保蜂蜜從採收、認證、分裝，直到消費者的手中，都維持著100%的純粹，堅持HQT + SGS雙認證的蜂蜜，嚴格的裝填標準與業界專家的監督，為了做好產品溯源，讓每罐蜂蜜都有清楚標示的生產履歷，成為HBT純蜜認證。

為了讓蜂農的辛勞得到收穫，讓好蜜可以讓所有人看見，讓社會大眾可以安心選購100%純蜜，「蜂之鄉」於2013年打造零售通路品牌「蜂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一個安心、無毒、健康的選蜜平台，行銷推廣國內外純正蜂蜜、蜂王乳、蜂蜜蛋糕及其相關烘焙商品，佈局全省實體銷售點、及線上網購平台，持續展開經銷加盟事業。

經營理念
身為台灣在地的食品公司，我們深深認同台灣這片土地的美好，更有身為經營者的責任感。
多年來公司發展目標不曾動搖，堅持著給客人100%的純蜜、給蜂蜜一個無毒友善的環境以及品質的嚴格把關，照顧每一位辛苦的蜂農，致力於推廣純蜜，提供讓消費者吃得安心的優良產品，皆是「蜂之鄉」及其關係企業責無旁貸的使命。
深耕台灣並站上世界級的舞台，是我們推廣純蜜的終極目標。

堅持嚴格挑選
為使台灣在地蜂農可順暢流通蜂蜜，蜂之鄉建立公平交易平臺，嚴選蜂農，堅持無餵糖、無使用藥劑生產出之蜂蜜，並透過生物科技檢驗，篩選出無藥劑且品質達優良的蜂蜜，讓消費者安心選購。